[xcvi] 结论 本文针对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问题，基于对行政法学中传统的价值导向思考的怀疑，对法理学中的相关学说特别是凯尔森、科赫、阿列克西的理论，进行了考察。
一是检察权对普通法律主体的监督。法律监督的目的是督促国家机关遵守法律，监察监督的目的是惩治贪污，澄明吏治。
其三，监督的法律责任不同。2017年7月1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如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检察机关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公诉权核心论属于检察权的自我降格早已为学界有识之士所洞悉，[18]但其立论的根源却疏于查明，原因在于检察权的人民性未受到应有重视。检察权等同于法律监督，该权力既为人民所托，亦为民代所用，更为民谋利。检察权来自人民授权，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参与诉讼，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任何其它权力所不能替代的。
此处民主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方面表明全国人大权力非自设，另一方面表明其虽然优于其它国家权力，但并未包括所有国家权力。宗为目的或者意图（intention)，不管是自由解释还是严格解释，其意义都蕴藏在文字之中，且都存在于目的之内，这一目的就是人民利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标志着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依法治国方略。
以权力为核心亦或以权利为核心是人治国家与法治国家的根本分野。它不仅要求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在运行方式上也应当克制、谦抑，努力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意见》提出要公安机关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希冀通过改变权力的运转模式，强化对侦查权的规制，以达到促进侦查人员规范执法的目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是高于对程序正义的追求的。
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权运行的审视应当以其与检察权运行、审判权运行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诚如有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刑罚是国家对国民自由的侵害方式中最严峻的一项，也因此其被视为最受争议的一项。
在现行司法职权配置和司法机关职能定位未作大的调整以前，对侦查的外部监督主要是强化检察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科学的立法、公正的司法，同样需要公平的执法。所谓刑事执法权的运行即为侦查权的运行。推动执法行为规范化，解决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
可以说，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便落不到实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和谐相处的美好梦想也无法实现。其二，严格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要求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严格执法监督，就是要确立权利本位的执法理念，在刑事执法过程中保障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合理的管理监督体制需要正确界定权力和责任。
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的目标应当是践行程序法治、保障基本人权、尊重司法规律，重点包括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完善侦查监督体制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刑事程序法治，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所有的刑事执法活动都应当严格遵循刑事程序法。
为了监督侦查行为，西方国家的通常做法是贯彻司法审查与司法令状制度，由法院行使侦查监督的职能。近期陆续披露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纠其成因，除了侦查机关违反程序，非法取证，甚至搞刑讯逼供以外，检察机关制约不力、审判机关把关不严，都是重要因素。
在引导的力度上，仅提供对于侦查工作的指导，而并非上令下从的领导。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不仅要做到严格、规范、公正还要做到理性、平和与文明。2016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预示着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依法治国方略。来源：《东方法学》2019年第4期。权运行的程序性设计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且一经明确即对侦查权运行产生既定力与约束力。二是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构建错案责任倒追机制。
而且，形势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也都对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执法规范化在新时期理应具备更高层次的定位和更为深远的意义。它一般用来印证结果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并对程序性事实与量刑事实具有证明作用。
也是刑罚的执行机关之一，担负着对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监督和考察职责。《意见》作为公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对刑事执法规范化建设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意见》，对公安执法规范化中的若干问题及规范化建设的方向进行了总结与说明，其重点内容便是刑事执法规范化。《意见》提出要落实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坚持全面客观及时收集证据，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瑕疵证据补强的范围、程序及标准，为的就是通过明确司法终局原则、严格证据排除规则倒逼侦查机关规范取证行为，敦促侦查机关培养证据意识，锻炼证明思维，既要说服自己，更要说服别人。
（一）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 理念是实践的指引和先导。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各类非法证据的排除方法和各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程序。长期以来，受侦查中心主义的影响，我国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时仅具备查明案件意识，而未养成证明案件的习惯。现代的刑事辩护以律师帮助为核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就是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的权利。
随后，公安部于2008年的南京会议上提出公安三项建设的战略要求，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公安发展的重要一环。充分、有效的辩护权既有利于遏制违法侦查行为的发生，也有利于公安机关转变侦查理念，专注修炼内功，提高侦查能力。
至此200多年，无罪推定已经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另一方面，侦查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侦查活动的开展和侦查权力的行使，通常以限制甚至短期剥夺公民合法权益为代价，因此在法治国家必须对侦查权利进行规制，践行程序法治也必然要求对侦查程序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监督。
因此，要厘清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的内涵，就必须采用历史的眼光，系统梳理我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在定位、内容、重点上的发展与变化。刑事诉讼法经数次修改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了拓展和延伸，包括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加强了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的保护，确立了律师参与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庭前准备、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
（二）公安执法规范化之内容：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考察不同时期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内容与要求不难发现，我国对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内涵的认知也走过了一条从表面到实质，从单一到多元的道路。一直以来，过程证据的收集与运用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司法改革之后，为了从根本上规制刑事程序，杜绝违规违法行为的发生，过程证据作为改革多项措施贯彻实施的有效支撑而被越来越多的运用起来。第二， 由权责不清向权责统一转变。现代辩护权的核心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关键在于全面落实法律援助制度。
建立常见、多发、重大案件中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制度。这种构造下，作为控诉一方的侦查权、公诉权以及作为辩护一方的辩护权自然要围绕审判权来运行。
这也直接导致了部分侦查人员缺乏责任意识，滥用职权，违规侦查，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权威。侦查机关在常见、多发、重大案件中积极听取检察机关的建议，接受检察机关的指导，可以更加全面、规范地收集证据。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了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查主体取证手段的创新意识显著加强，取证手段的科学化逐步受到重视，大数据、互联网＋思维得到广泛应用，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有所增强。
